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黄了一半，风一吹沙沙响，听着有点凄凉。爷爷坐在藤椅上，手里盘着两个核桃，眼皮耷拉着，但只要一提到“鬼子”，那双浑浊的眼睛立马就亮了。他讲起1942年的冬天，那是真冷啊，冷得连风都带着哨音。那时候他们不是什么大英雄，就是一群想活命的庄稼汉，为了不被鬼子抓去当苦力，为了能吃上一口饱饭，才被迫拿起了枪。那天晚上，为了给主力部队报信，他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。
他躲在雪窝子里，浑身冻得像冰块一样，牙齿打架的声音大得自己都害怕。他跟我说，那天晚上最怕的不是子弹，而是那种死寂。前面传来皮靴子的声音，哒、哒、哒，每一步都踩在他心尖上。他身上背着个破布袋，里面装着几封加急信，那是整个连队的命。突然，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过来，他屏住呼吸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脏在胸腔里“咚咚”直撞，好像要跳出来一样。
那光柱就在他脸前晃悠，他甚至能闻到鬼子身上那股刺鼻的火药味和汗臭味。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想着活下去，把信送到。他趁鬼子换岗的间隙，像只受惊的兔子似的窜了出去。虽然后来腿上挨了一枪，但他硬是咬着牙，爬到了集合点。他后来回忆说，当时真想哭，但不敢哭，一哭就会暴露。
故事讲完了，爷爷长叹了一口气，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那动作很熟练，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疲惫。看着他那条腿上明显的伤疤，我心里突然有点堵得慌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现在的我们，哪知道什么是枪林弹雨，只知道今天晚饭吃什么，明天去哪玩，甚至还会为了鸡毛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