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那天，是深秋的傍晚，天灰得像被水泡过，风从街角的梧桐树缝里钻出来，带着落叶的碎响。老陈坐在他那间小茶馆的角落里，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，封面是手写的“笔账本”，边角已经卷了，像是被无数个深夜的笔尖磨出来的。茶馆不大，只有一张老木桌，几张小凳，墙上挂着几幅褪色的书法字画，最显眼的是一副对联：“笔落惊风雨，文成动山河。”可那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谁在醉后写的。老陈说，那是他年轻时在报社当编辑时，随手写下的。
那天，一个穿灰风衣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，头发有点乱糟糟的，手里提着个黑色公文包，走得极轻。他走到老陈面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”老陈，我有个故事想请您帮我写成小说，发到网上，能火就行。” 老陈抬头看了看他，眯着眼睛笑了笑：”火？你这故事要想火，得先有骨头才行。” 年轻人有点着急：”我昨晚一整晚都在写，已经写了三万多字了，全是我的真实经历——我父亲是矿工，我小时候就在矿井下长大，每天听着铁轨的轰鸣声入睡，后来他去世了，我靠写日记才撑了下来……这样的故事能写成小说吗？”
” 老陈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只是从茶桌上拿起那本“笔账本”，翻开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行行数字，像账本，又像日记。“你问多少钱一个字？”他忽然问。年轻人一愣：“啊？一个字？
” “对，”老陈说，“我这本账本，不是记钱，是记字。我写故事，从来不是按篇算，是按字算。你这三万字，按市场价，我收每字两分钱，就是六百块。但你要是觉得值，我收一毛钱一个字，也行。你要是觉得不值，我收一分钱，也行。
” 年轻人愣住了，声音有些发抖：”您…您这是在开玩笑吧？现在写个故事，动辄上万字，按字收费？这岂不是说，我写一个字，您就要给我两毛钱？” 老陈轻轻摇头：”不，不是这样。我收费，是为了做一件事——让每一个字，都真正’活’过来。”
” 他翻到下一页，指着一行字：“你看，这页是去年冬天，一个叫阿梅的姑娘写的。她写自己在菜市场捡破烂，每天捡废纸、塑料瓶，后来靠写日记攒钱，考上了大学。她写了三千字，我收了她每字三分钱，总共九百块。后来她把故事发到网上，火了，被一家杂志选中，出版了。她后来告诉我，她最感动的不是钱，是她终于知道，那些被丢弃的破纸，也能变成光。
年轻人低头看着手中的公文包，里面是一沓打印好的稿件，标题是《井下长夜》。他轻声说：”我写这个故事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想让别人知道，矿工的孩子，也可以有自己的声音。”老陈看着他，目光变得温和：”那你能让我看看你的故事吗？不是全篇，就前五段，我看完后，再决定收多少钱。”年轻人点点头，把稿件递了过去。
老陈坐在那儿，点燃一支烟，烟头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芒。他继续读下去：“我五岁那年，父亲第一次带我下井。井口是用铁皮盖着的，黑得像一口锅。他让我站在井口边，说‘别怕，灯会照亮你’。我抬头望去，那盏灯挂在铁架上，红得像血一样。”
井壁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，仿佛是泪珠在诉说着什么。我问爸爸，为什么总要下井？他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轻轻地把我的手放进他的衣兜里，然后说：“你得学会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” 老陈读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轻轻抖了抖烟头。“你父亲，”他问，“他也写过什么吗？”
年轻人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不太确定：”他没写过，他只说，’写东西，是给后来的人看的。’”
老陈笑着打趣道：”那我就收你每字五分钱。”他解释道，”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你这字，像井底的光，沉得下去，却亮得出来。”
年轻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红了眼眶：”五分钱？”
不是数字，是温度。是父亲在井口轻声安慰”别怕，灯会照你”时，那盏红灯的温度。是孩子在破纸上写下”行”字时，指尖微微颤抖的温度。是读者读完后，眼眶发热的温度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，故事编写多少钱一个字？
我跟你说啊，一毛钱啊一毛钱……只要它能让一个人的夜晚亮起来，那它就值一个字的光。后来，我常去那家茶馆，坐在老陈常坐的位置上。风吹过梧桐树的缝隙，落叶轻轻落在桌上，就像一封未寄出的信。我打开手机，写下了一句：“你写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记得。”风停了。
茶馆里，灯还亮着。像一盏，永不熄灭的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