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天气阴沉得像要下雨，我翻出那本泛黄的《鲁迅全集》，指尖划过《狂人日记》的标题时，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图书馆次读到它的场景。那时候我正为父亲的病事焦头烂额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像块被揉皱的旧报纸，而我却在书页间看到了更沉重的褶皱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连暖气片都发出呜咽。我守在父亲床边，看着他瘦削的脊背在棉被下起伏，像一株被寒霜压弯的老树。深夜里，我翻开《新青年》的合订本，那些”吃人”的字句突然变得滚烫。
其实在1918年，鲁迅就通过狂人的视角揭露了吃人社会的真相，而我直到二十年后才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。记得当时读到”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’仁义道德’几个字”时，手心沁出的汗珠把书页都洇湿了。那时候我刚从师范毕业，正为如何在乡村小学教书发愁。鲁迅笔下那个”救救孩子”的呐喊，像一记重锤砸在心上——原来我们都在吃人，连最朴素的教育也成了枷锁。后来回到绍兴老家，我常常去鲁迅故居的三味书屋。
青砖墙上的苔痕像凝固的泪痕，那些”仁义道德”的匾额下，藏着多少被压抑的呐喊。我总想象着鲁迅当年坐在藤椅上，用蘸着墨汁的毛笔写下”狂人”二字时，是否也像我此刻这般，被某种更宏大的力量推着向前？如今重读《狂人日记》，突然明白那篇短文背后是整整二十年的暗夜行走。从1902年赴日留学，到1918年写下个现代白话小说，鲁迅始终在寻找那个”救救孩子”的出口。那些被他称为”吃人”的社会，那些被他称为”狂人”的觉醒者，其实都是同一场精神革命的碎片。
窗外的雨还在下，我合上书本，发现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纸条——是父亲临终前写的”要记得读书”。此刻突然觉得，那些被鲁迅称为”狂人”的呐喊，或许正是我们每个时代觉醒者的回声。